邹承鲁：生于1923年，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后到英国伦敦剑桥大学，师从凯林教授研究生物化学，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后，他参加了中国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在三个小组中负责A链和B链的拆合，从而确定了合成路线。他建立了蛋白质必需基团的化学修饰和活性丧失的定量关系公式和作图法，被称为邹氏公式和邹式作图法，被收入一些教科书。他的学术成果曾经多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二、三等奖。1992年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生物学奖。11月23日，83岁的邹承鲁先生因病在京逝世。先生虽然走了，但是这位国际著名的生物化学家、近代中国生物化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为我们留下了无尽的科学遗产和精神财富，而这个时代也呼唤能有更多的为科学出力呐喊之人，来推动科学的发展，匡正前进中的偏向。学者：两度与诺奖擦肩

　　 提起学者邹承鲁，人们首先想到的他是中国近代生物化学的奠基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作为主要参与者之一，他和其他的科学家们一起完成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研制工作。这一重大发现，当时在国际上的影响，丝毫不亚于中国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而成为人工改造生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世界生物化学领域，邹承鲁所确立的蛋白质必需基团的化学修饰和活性丧失的定量关系公式，以及确定必需基团数的作图方法为国际上广泛接受和采用，并被收入一些教科书和专著，其公式及方法分别被称为“邹氏公式”和“邹氏作图法”。

　　 邹承鲁对生物化学的贡献已得到承认并载入史册。应外国朋友的邀请，他所撰写的自传已在有影响的国际性丛书《综合生物化学》中生物化学史部分第三册(总第37卷)上发表，是我国生物化学家在此丛书上发表自传的第一人。凭借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在世界科学史上的影响力，有人认为，如果不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邹承鲁是有可能得到诺贝尔奖的，事实上也确实曾经有两次机会邹承鲁可以入选诺贝尔奖候选人，但却都因那个特殊的时代而错过了。

　　 “我想一个科学家他应该是真正热爱科学的，真正热爱科学才能够把科学搞好，假使是为了名利去搞科学是搞不好的。假使你是为了热爱科学，是为了探索真理去研究科学事物，也许有一天你就真能得上诺贝尔奖。”邹承鲁没有太把这事放在心上，也许这才是他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吧。守护者：只为科学净土

　　 邹承鲁在科学界敢说直言是出了名的。上世纪90年代后，邹承鲁针对学术界以及社会上的种种骗局一次又一次地站出来，勇敢地揭露谎言，成了“皇帝的新装”中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而了解他的朋友们说，这是他的性格使然，“不说”是不符合他的为人的。

　　 在2001年的“核酸风波”中，生产珍奥核酸胶囊的公司宣称核酸具有高营养价值，甚至一些科研工作者也为“核酸营养”辩护。该公司也曾派代表找过邹老，请他去“看看”。“他们可能是希望我说说好话，或者是保持沉默。”但邹老毫不留情地指出，核酸营养之争不是学术之争，而是商业炒作和学术道德问题。同时，他积极参与制定规则，禁止中国生物化学学会会员参与商业广告。

　　 在学术打假上，即使面对压力，邹老也不会顾虑太多。“刚开始时，不在意会有报复，现在年纪大了，更不在乎了。”他坚持着，只为保科学界一片净土。

　　 国内某大学校长被卷入剽窃风波，因为他在学生剽窃的论文上署了名。“说导师完全不知道署名的事是不可能的。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转变观念。从事科研、发篇科研成果是一种荣誉，同时也是一种责任。论文的所有作者都必须对内容负责，主要作者也要先征得所有作者的同意，表明同意论文的结果和学术意见。这是基本的学术道德，也是严谨的科学精神。”邹老严肃地说，“这种情况值得我们警惕，不要随便同意在自己不熟悉的论文上署名，也不要随意在自己的论文中署上知名科学家的名字。”

　　 针对学术界的这些种种“不道德”行为，79岁的邹承鲁于2002年向媒体公布了一篇题为《清除浮躁之风倡导科学道德》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列举了中国科学界目前存在的七类违规行为：伪造学历、工作经历；抹煞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伪造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抄袭、剽窃他人成果；一稿两投甚至多投；强行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为商业广告作不符合实际的宣传。一时间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掀起了学术界“打假”的又一个高潮。改革者：责任重于一切

　　 2004年11月18日，世界顶级科技杂志《自然·中国之声》刊载了一篇关于中国科技管理体制的文章，此文一出，立即在我国科技界引起巨大反响。

　　 这篇题为《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的文章是由邹承鲁和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教授饶毅、中国科技部科学顾问鲁白联合撰写的。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直率地指出，在迄今进行的中长期规划讨论中，中国科技体制最根本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考虑。中国科技发展还有根本的体制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科技管理目前仍然停留在“人治”阶段，社会和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在多个层面起重要或主导作用，而科技的专业优劣在现有体系中不能发挥合适的作用。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科技管理体制已严重制约中国科技的进步，而建立良好的科技体制，是比具体科技大课题更重要的课题。

　　 这种强调“竞争优胜的科技体制”应从“政治与科技的分离”的观点，只是邹承鲁先生众多推进中国当代科技发展的观点中的一个。院士评选制度中的公开问题、研究生教育的质和量问题、科学体制改革问题等等，这些事关中国科学发展前途的“大事”无一不是邹承鲁关心的问题，并且都提出了战略性的建议。而在这些问题上，邹老还是一如既往，直言不讳。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风范千古。后人只有沿着先生的道路完成其未竟事业才是对先生最好的怀念。而有更多的为科学发展出力呐喊之人，先生在彼岸才会倍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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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承鲁关于“真假文凭”的论述：“伪造学历、伪造工作经历，现在提倡高学历就产生这样一些副作用，最可怕的不是一些假文凭，而是假的真文凭”。———邹承鲁关于诺贝尔奖的观点：“这个目标不是为了科学，不是为了科学而工作，是为了奖而工作。碰到一个坎的时候，你也许就会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去过这个坎。这样你不但不能得奖，而且搞不好会身败名裂。”

　　 ———邹承鲁关于“院士评选十大科技新闻”的论述：“我想每一个院士都有自己的专业范围，对自己的专业范围之外的并不一定熟悉，因此我想评选就不必用院士名义了吧。我想即使我根据自己的‘感觉’划出十道来又有多少分量呢？和一般读者的‘感觉’又有多少差别呢？”

　　 ———邹承鲁关于学术打假的论述：“我们作为科学家应该有责任向大家说明一些事情的真相。这是为了科学的声誉和自己的良心。”